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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洮南市村民黄德义等18人，因为搭浮桥收费，而被判“寻衅滋事罪”的事件传来最新进展。

7月8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已经依法定程序对该案的申诉立案，目前正在审查中。此外，洮南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这次事件中我们做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工作中一些不足，目前正在积极改进。”

2014年，以摆渡为业的黄德义，在河上用铁壳船建了一座固定浮桥，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2018年10月，洮南市水利局以非法建桥为由处罚并强制黄德义拆除浮桥，但在黄德义交了罚款之后的2019年2月，他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后，黄德义一家总共18个人被判刑，有人还因此丢了教师工作。在现代社会当中，没有审批就修桥，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修一座浮桥方便农民出行、种地，至于动用刑事手段吗？修浮桥的社会危害有那么严重，必须定18个人有罪吗？

黄德义一家修的不是永久性质的“桥”，只在之前渡船的基础上，焊了若干条铁皮船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桥，在汛期、冰冻期都会撤走，对当地防汛、防洪以及生态环境，没有造成严重的不可逆的妨害。当地农民反而认为，浮桥在拆了以后，只能选择绕行，哪怕最近的镇西大桥，也要多绕行70公里。而被收费最多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村民李某某，在被法院退还了2万元之后，“左思右想觉得不合适”又把钱退还了黄德义家。

黄德义等18人，因为修桥收费而被追究了“寻衅滋事罪”，他们对应的罪状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而寻衅滋事罪脱胎于1979年版刑法的“流氓罪”，其对应原始犯罪形态是：小混混为了耍横称霸，强拿、硬占他人的财物，但是财物数额不大、暴力手段不算严重，还不宜按抢劫罪处理的。但是，黄德义一家为修桥付出了资本和劳动，哪怕收费在法律上不合理，这种收费行为也和啸聚一方、充当路霸车匪，“拦路收钱”有着本质区别。

正像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所指出的，“能动司法反对形式上依法办案，实质上不负责任的机械司法”，本案虽然形式上具备了“强拿硬要”等“寻衅滋事罪”的罪状要件，但由于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把此罪的动机界定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显然黄德义一家建桥收费，就是做一份经营，方便村民出行，根本就没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等目的，不具备与寻衅滋事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应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

刑事法律的执行关乎公民的清白，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法律的生命还在于实践，不能脱离了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把刑事案件变成法律积木的拼装游戏——刑法A法条，套用B司法解释，再换算一下“涉案金额”，就计算出有罪、无罪，这就是典型的机械执法。

司法界有一句名言：“你办的不是案件，是别人的人生。”掏了钱的农民不认为自己是“受害人”，浮桥没有对当地自然资源造成严重损害，那么，造桥的“社会危害”在哪里呢？普通人凭着常识都认为不构成犯罪，办理刑事案件不能违背常识，机械执法不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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