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老子思想就传入韩国，隋唐时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东亚的宗教、伦理、道德、形而上学等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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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经由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译作进入欧洲后，引起西方思想家的极大关注。历史地看，西方对老子的态度可谓“两起两落”：

西方社会初次接触老子及《道德经》时，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思想家对老子极其着迷与赞赏。不过，他们的“颂老”严格来说有些失真，其实质是出于对当时基督教文化的不满以及对异域文化的美好想象。

随着启蒙运动的完成，知识、理性成为西方思想家判断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之所以“贬老”，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深入理解老子，特别是对东方思维方式不了解。

进入20世纪，西方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斯宾塞、雅斯贝尔斯、汤因比、沃格林等认可多元文明的历史存在及其现实价值；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等建构哲学体系时，或隐或显地接受了老子或道家的某些思想特质；皮亚杰、马斯洛、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化用老子的“无为”“自然”等理念。这一时期可以说处于“知老”“用老”阶段。

大概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利奥塔、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以具象议题消除传统形而上学，其思想建构不仅否定西方传统，而且对异域思想也无甚兴趣。因此，这一阶段虽然中西交流更为充分，但西方思想家存在“忽老”甚至“轻老”倾向。即便他们承认老子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深刻性，但也有意无意地否认其与西方文明的相关性。

在普遍历史的运行中，尽管文化、文明多元，信仰、价值多样，人类在根本上却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我们面临的精神、伦理、道德、社会、宗教、政治诸问题，人与自身、他人、社群、自然、技术、未来的关系等议题，其实都源于2000多年前“轴心期”人类先贤的选择与解答而呈现的历史走向。

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在“西方化”的迷雾中，诸如科技的压迫、消费主义的兴起、个体主义的张扬等“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病症流行，由此带来个体与自身、群体、世界的关系紧张。不同文明形态之间、文明的历史与未来、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成为讨论人类未来走向的重要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前述思想的再发现。其中，老子及《道德经》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指引。

老子以“道”的“自然”“无为”作为规范世界的两条准则，从而完成了对人伦之德的限制与天下秩序的重新建构。“德”在中国古代可以包括仁、义、礼、法等构成社会生活的方式或教条，在当代亦可涵盖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宗教等社会构成或国家治理原则或方法。古今中外社会建构的价值观念与制度设计，可以复归于“道”以寻找确定性根源。

老子思想的形而上学性与其他思想的不同之处是非宗教性、非学派性，“道”不与“术”相争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老子提出了如何应对不同价值的原初规则，即“和”。《老子》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乃至多面。宇宙的稳定存在与持续运行有赖于万物之间及各元素内部保持和谐状态，人伦世界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也遵循此原则。

“和”是“道”“德”的目标或范导。只有和谐与平衡，才能保证个体及社会的整体良序运行。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进程中显得尤其重要。

亨廷顿提出所谓“文明冲突论”，杜维明基于儒家价值观提出“文明对话论”，应该说都展现了历史的某些侧面。人类多元文明发展到今天呈现所谓竞合关系，当有一种更高的价值予以规范，即文明对话应当以“和”作为指导原则，是为“文明和谐论”。

人类文明如何共处、如何发展，是所有民族与文化的共同责任。各文明应以和谐共存为指导原则，探寻自身与其他文明的理解与平衡，以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演进。

老子思想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无论是宇宙人生还是世界精神，老子关注人之存在的根源性困境。人包裹于世界之中，以心灵对抗宇宙，造就了“人文”或“文明”。老子首倡“自然”概念，从形而上的视角限定人文化成的限度，以“何为自然”的追问反思文明的意义，并以“道法自然”“道恒无为”的信条为人类文化的演化提供指导原则。“自然”“无为”之道可以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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